钱玄同(左)和刘半农(右)。材料图

刘静

信件,在一百年前的国际是分隔两地的人们最主要的沟通和沟通方法。它既是一种及时精确的运用文,又能够表现为一种散文式的文学体裁,如闻名的《两地书》《与妻书》等。

相同,在一百年前展开的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明运动中,信件作为受众最广泛的文体,与诗篇、散文、小说等文学体裁一同阅历了一场文白之变。

那些被“革新”的信件

或许有人会觉得信件这种体裁,与古诗、四六文这些文学体裁不同,在日常运用中,用文言文和文言文的差异不大,究竟人们常说“见字如面”。信件在写作的时分更倾向口语化,也更趋于文言文一些,怎样也是文学革新的目标之一呢?以刘半农在1918年12月15日出书的《新青年》宣布的《言文对照的信札》为例:

仁兄同砚大人足下。久睽麈教,时切驰思。辰维筹祺晋吉,道履绥和。引企芝仪,实深藻颂。兹启者:有敝友欲假《古文观止》一部,闻邺架备有此书。可否请于来复一,至□□梨园顾曲时掷下,幸甚,幸甚。专此布意,敬请文安,伏祈朗照,不宣。

这封文言文的信札,通篇88个字,主要内容也就三十余字就叙说结束,其他都是不着四六的老生常谈。刘半农还特意将这封信札逐字用文言文对照着诠释了一遍:

仁善的阿哥,合用砚瓦的大的人的底下。持久离开了鹿尾巴的经验,时时刻刻很深的跑马般的牵挂。现在是谋划的福分出息并且吉利,品德的鞋子安全并且和气。伸着头望灵芝的容颜,真实很深的水草的表扬。现在开的:有一个破的朋友,要借《古来的文章看完了》一部,听见彰德府的书架子上准备着这一部书。可不能够央求在来了又去的第一天,到□□梨树园里回头去看曲子的时分丢下,命运极了,命运极了。专门这样表达定见,必恭必敬的请问文章的安全,爬在地上央求亮晃晃的照着,说不了。

当然,这是一种诙谐的、带有打趣性质的翻译。在《新青年》同人之间的通讯也常常会用“磕头一”来替代“礼拜一”,或许称《新青年·易卜生号》为《新鲜小伙子·算命先生号》。可是刘半农对这封信件的文言文的逐字诠释仅仅突出了内容的空泛,并没有显现文言文的简练和便当。这更让人感觉摸不着脑筋,简单招人谴责。胡适就对此信非常不以为然。

作为首倡文言文变革的先行者,胡适经常会遭到对立文言文的人士的进犯。有一次,国学大师黄侃在讲课中赞许文言文的高超,举例说:“如胡适的太太死了,他的家人电报必云:‘你的太太死了!从速回来啊!’长达11字。而用文言文则仅需‘妻丧速归’4字即可,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。”当然,这也并不能阐明文言文比文言文在实际社会中更有优势,仅仅文言文在推行过程中的小插曲罢了。

尽管胡适对刘半农的《言文对照的信札》并不满足,但这封用文言文和文言文彼此对照写就的矮小信札,让人们窥见文学革新过程中,新文明运动的先行者们关于封建的、迂腐的文字以及建立在这些文言文内容之上的旧思维、旧品德、旧文明竭尽全力的嘲弄和打击。

正如同年3月,刘半农与钱玄同假扮的封建卫道士“王敬轩”在《新青年》上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出“双簧戏”相同——建立一个简单让人刁难的靶子,以此来与对立者大干一场,到达论争的意图,然后引起社会广泛的留意,取得“文学革新之反应”。

势在必行的文字变革

由此回想新文明运动时期文学革新的困难进程,辛亥革新今后,军阀实力持续运用封建思维禁闭人们的脑筋,借以保持控制,严格的实际引发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反思。

陈独秀以为,当时的我国尽管阅历了三次政治革新,而漆黑未曾稍减,小部分原因是三次革新都是为德不卒,未能充沛以鲜血洗净旧污,但大部分原因则是国人精神上根深柢固的封建伦理品德,文学艺术层面也是垢污深积。因而,有必要如李大钊所说“冲决曩昔前史之收罗,损坏陈旧学说之囹圄”,要打破禁闭人们思维的封建文明,从迂腐的封建思维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。所以,作为思维文明的载体,文字的变革势在必行。

1917年,受陈独秀的嘱托,胡适在《新青年》二卷五号上宣布的《文学改进刍议》,举起了文学革新的大旗,提出文学改进的八条内容,一是须言之有物,二是不仿照古人,三是须考究文法,四是不作无病之嗟叹,五是务去烂调套语,六是不用典,七是不讲对仗,八是不避俗字俗话。由于每一条都针对封建旧文学的坏处提出的,所以又称“八不主义”。这“八事”被陈独秀称誉为“今天我国文界之雷音”。

《文学改进刍议》宣布之后,陈独秀紧接着在《新青年》二卷六号上宣布了气势磅礴的《文学革新论》,高举文学革新三大主义:推倒雕刻的阿谀的贵族文学,建造平易的抒发的国民文学;推倒陈旧的奢侈的古典文学,建造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;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,建造明瞭的浅显的社会文学。一起,把文学革新作为解放思维和改造国民性的利器,同政治革新亲近结合起来。

陈独秀在文中还着要点出了运用文写作的荒诞现象:“碑文墓志,极量称扬,读者决不见信,作者必按例为之;寻常启事,首尾恒有种种谀词;居丧者即华居美食而哀启必欺人曰苫块昏倒;赠医师以匾额,不曰术迈岐黄,即曰著手成春;穷乡僻壤极小之豆腐店,其春联恒作‘生意兴隆通四海,财源茂盛达三江’。此等国民运用之文学之丑恶,皆阿谀的虚伪的奢侈的贵族古典文学阶之厉耳。”

《新青年》同人刘半农也有过类似的描绘:现在校园中的生徒,往往有读书数年,能做“今夫”“且夫”或“全国者全国之全国也”的滥调文章,而不能写晓畅之家信,看一般之报纸杂志文章者……现在社会上,有许多似通非通、一知半解校园毕业生,学实业的,往往不能译书;学法政的,往往不能草公务,批案子;学商业的,往往不能订合同,写信件;却能做些非驴非马的小说诗词,在报纸上杂志上出丑。

由此,再看刘半农例举的这封文言信札,“久睽麈教,时切驰思。辰维筹祺晋吉,道履绥和。引企芝仪,实深藻颂”等,不正与胡适提出的八条改进定见相悖,乃是陈独秀所说的“阿谀的虚伪的奢侈的贵族古典文学”典范么?

要对立这些不达时宜的文字,刘半农建议:“作文字如记账,只须包罗万象,将所记之事物,一一记完便了,不用装腔作势、自为增损。”“私家之日记信札,虽不能明定其归于文字规模或文学规模,要惟得巳则已,不乱用文学以损害文字,斯为近理耳。”

刘半农将运用文称作“文字”,因而他所说的“作文字”其实是写日记、信件等运用文,尤其是信札这种日常运用文,更应简练明了。关于那些满篇之乎者也,长篇高文,摇头晃脑,说来说去也不知道说些什么的人,陈独秀痛斥为“既非发明才,胸中又无物,手段惟在仿古欺人,直无一字有存在之价值,虽著作等身,与当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一点点联系。”

“直写自己脑筋里的思维”

新文明运动所发起的文学革新是广义的文学革新,基本形式是发起文言文,对立文言文,以此作为解放思维和改造国民性的利器,因而关于运用文的变革也是广泛得到认同的。

1917年7月,自称不擅长文学写作的钱玄同在《新青年》3卷5号上宣布了《论运用文之亟宜改进》,提出了许多后世广泛选用的定见,如运用新式标点符号,数目字选用阿拉伯数字,编年选用国际通行的耶稣纪元等。

关于信件的书写,他专门列出一条,以为首要信件的落款或许称谓就有必要要变革,必定简明确当,删去无谓之浮文。如“辰维”“忭颂”“贱躯托福”“德门集庆”种种肉麻可笑之句,就有必要删去。即使如“尊下”“足下”“左右”“执事”“台安”“道安”“钧安”“福安”“磕头”“叩上”“拜手”“再拜”之类,其实也都能够悉数删去。像传统信件中昂首(更不用说双抬、单抬等考究)、空格偏写之样式,“老伯”“小侄”“姻兄”“世讲”等称谓也应该废止。

钱玄同以为除宗族及姻亲中惯常用的称号外,写给其他人的信件都能够用“先生”“君”“兄”三个名词称号。比方父执辈,师老一辈,年高者,学富者,所敬重者,能够称为“先生”。年级附近者,道类似者,不客气之朋友,泛交晚辈,能够称“君”或“兄”。

又如信件格局中的“双抬”“单抬”的考究,正是封建等级准则在文字方面的一个表现。在钱玄同的一篇回想文章中就说到,他在十岁左右,就知道写清朝皇帝的姓名应该改动原字的字形,如“玄”字要缺末点,“宁”字要借用“甯”,“颙”字要割去“页”字的两只脚等等,某也单抬,某也双抬,某也三抬这些“屁样式”。十二岁那年钱玄同看见一部日自己做的书,有“清世祖福临”“清高宗弘历”这些字样,又不昂首写,觉得伤心。这些所谓避忌和考究,在我国文字里存在了几千年,写在信件之中,扑面而来的不是等级优越感便是阿谀谄媚之态,如此的“见字如面”,真实令人难过。

因而,钱玄同在《〈测验集〉序》里说:“现在咱们确定文言是文学的正宗:正是要用质朴的文章,去根除阶层准则里的粗野样式;正是要用厚道的文章,去标明文章是人人会做的,做文章是直写自己脑筋里的思维,或直叙外面的事物,并没有什么必定的格局。关于那些腐臭的旧文学,应该极点驱除,筛选净尽,才能使新根底安定。”

(作者系北京鲁迅博物馆副研究员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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